我叫雷渊利，男，现年54岁，湖南省嘉禾县人，曾任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回顾反思自己逐步走向违纪违法犯罪的过程，深深认识到，我的毁灭，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贪欲造成的，我今天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我非常痛恨自己为自己铺就的自毁之路。
   自1994年担任郴县代县长以来，我逐步放弃了学习，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做了一系列违纪违法犯罪的事情。概括起来主要有：挪用住房公积金资金作质押，向银行贷款给XX公司合伙搞房地产开发；批示挪用公积金委托银行贷款给XX房地产公司了难；收受大量贿赂；与多名女人先后有不正当的性关系，并包养情妇；利用儿子结婚和搬家、过生日、过年过节等大肆收受红包礼金；购买伪造身份证、户口簿、干部档  案材料；在李树彪贪污、挪用公款案中负有一定的责任。上述问题，都是违纪违法犯罪的行为，性质十分严重。看到自己犯下这些罪行，十分痛心，深感对不起党组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培养自己成长的许多领导，也对不起家人。我的违纪违法犯罪，给党组织抹了黑，这里再次向党和人民认错、认罪。
   我出生于地道的农民家庭，家境一直贫寒。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当了领导以后，生活十分幸福，全家也很满足。为什么我会大肆受贿，肆无忌惮地违纪违法呢?痛定思痛，彻底反思，分析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放弃学习，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担任县(区)党政“一把手”以后，特别是担任副市长以后，基本上没有再认真学习过政治理论了。多年来，没有学习过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交党费也是由秘书代交。因此，头脑是昏昏沉沉的。党的领导干部非常基本的常识“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掌权为了谁?”也弄不清楚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得一干二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头脑中没有位置了。因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享受主义乘虚而人。当别人送钱送物时，开始有些害怕、紧张，但经不住诱惑，后来就心安理得地收了。从一次收一两万元到几十万元，上百万元都胆大包天地收了，以后收礼受贿就习以为常了。我没有想一想，我的一次受贿，可以让几百名下岗工人生活一年。因为忘记了党的宗旨，我掌权不是为人民，而是为自己谋利。所以敢于大胆受贿、受礼。我与三十多个老板、开发商结为朋友，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他们解决问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报我，送钱送物送房子，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我把党和人民给的权力用于自己谋利，损坏了党员和党的干部形象，影响了党群关系，是严重的违纪违法犯罪。
   二是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占领了我的头脑。“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由于自己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结交的大多是商人朋友，生活在金钱、美女的氛围中，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而是改造成为了资产阶级的。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充斥了整个头脑。因此，我除了追求金钱，千方百计搞钱以外，还热衷低级趣味感官刺激，看黄片、看黄书，玩女人毫无羞耻。我利用职权和金钱打那些有求于我的女人的坏主意。这些年来，先后与几个女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用受贿的钱为几个女人买房子，搞得乌烟瘴气，臭名昭著。特别是与XX发生不正当关系以后将其包养，帮其买车子，买房子。她为我生下儿子后，视其为掌上明珠，写下欠条承诺负责七百万元的“生活基金”，当其怀上第二胎后，又承诺八百万元的“生活基金”。为了这一千五百万元“生活基金”，我大肆受贿、借钱，千方百计想办法赚钱、捞钱。我与老板们玩在一起，人家背后议论我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认为名副其实。
   三是逃避监督，乱用职权，胡作非为。党组织有一套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由于自己没有了党的组织纪律观念，对这些制度置若罔闻。什么财产申报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收受红包礼金申报制度等，我都不以为然，要秘书胡乱填几栏上报完事。每年的廉洁情况报告也是秘书写几句交差。工作上，本来有严格的程序和职责分工，但自己为了方便解决“朋友”．的问题，往往不管这一套，我行我素；该请示汇报的不请示汇报，擅自越权决定一些已经在文件中明确了的事情，本来用不着批示，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我也乱批示；一些该由基层办的事，我直接批示，越位用权，把程序搞乱了。这样，使自己的廉政状况和工作职责履行情况逃避了组织和领导的监督，一些违法犯罪问题逃脱了组织和领导的视线。特别是八小时以外，我基本处于组织和领导的失控中。事实证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监督是逃避不了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马上就报”。
    四是乱交朋友，讲江湖义气，丧失共产党员的原则和立场。我喜欢交朋友，讲江湖义气，有人背后叫我“雷大侠”、“雷大胆”。但我交的朋友太多、太滥。我结交的朋友中，有的一开始就心术不正，慢慢诱惑我犯罪。X X、X X X就是这样，开始给了一些小恩小惠贿赂我，当俘虏我以后，提出挪用公积金，把我推向犯罪道路。让罪犯李树彪抓住把柄，为李树彪大肆侵吞公积金搞赌博提供了一些方便。有些开发老板找我办事，明明是违法违规的，但我为了让他们高兴、满意，往往是不讲原则，有求必应。我喜欢我的朋友叫我“老大、老板、老总”，喜欢他们讲我“够朋友、讲义气、能办事”。须知，这是放弃党的原则、立场交换来的，这种行为是违纪违法犯罪的行为。
    反思自己毁灭之路，有许多教训值得总结和记取。
   干部经济犯罪不是偶然的，其心里经历了一定的过程，是逐步演化的。从我的犯罪来看，经历了“无所谓”、“攀比”、“侥幸”、“再捞一把走人”的心理变化。
   一是“无所谓”的心理。我国的传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有亲朋好友登门走访送礼的习俗，一些有求于领导的各类人物会利用这种机会上门送礼，用这种方法联络沟通感情，为谋求自己的发展和解决有关问题作铺垫、打基础。作为收礼干部本身来讲，这个时候也觉 得是“人情往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会太在意，因为家家都一样，相反看到别人家车水马龙还有些酸溜溜。须不知，这些非亲非故的送礼者不是冲着你的人来的，而是冲着你的权力来的，而且这些人送礼也超出了一般正常往来，礼金数额几千上万元，甚至几万元。只要稍加分析思考，并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但由于送礼者选择的是这种时机，所以收礼者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反而’认为是别人尊重自己。一位给我行贿近百万元人民币的老板过去不认识我，第一次给我拜年也只是送了三千元红包。相识成为“朋友”以后，他大肆送，我大胆收，几年来竟收了近百万元人民币的贿赂，但感觉真是有些“不知不觉”就收了这么多，我儿子结婚，收礼近百万元人民币之巨，我以前从没有认为是错误，是受贿行为。直至“两规”以后，对这些才有了正确认识。
   二是“攀比”心理。现今社会上有股风气，羡慕有钱人，人们喜欢议论发财赚钱之事。经常听到传闻，某某领导帮某某老板搞定了一个大工程，进了多少钱，某某领导与某某合办了一个大矿，一个分了几百万。有时与老板吃饭，他们开口就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概念。
听到这些，心里确实不平衡。那些老板，水平素质不比自己强，凭什么有几百万、几千万家财?因此感到自己太亏了，太傻了。有了这种思想以后，总想着找机会搞些钱。1998年春节前，某某老板为工程的事送4万元人民币到我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别人送这么多钱给我，当时也曾经想推辞，但一转念，“别人收得，我也收得”，于是就收了。收进4万元，以后收更多的钱也习以为常了。2000年春节前，某公司某某老板送30万元人民币，我没多推辞就收了，竟然脸不红、心不跳，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回。因为攀比，总感到，收些别人送的钱不过瘾，发不了大财，想找发大财的门路。一旦有这种机会，就会迫不及待。2001年下半年，自称为新加坡老板的某某对我说，搞某市场开发可赚大钱，邀我合伙干，并承诺两人分利润。我感到机会来了，很高兴参与。当他提出挪用公积金到银行质押贷款时，对这样的犯罪行为，我竟毫不犹豫答应，并操作批示挪用两千万元，把自己推向犯罪的道路。这方面不注意对家庭和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严格要求也是教训之一，搞不好他们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是“侥幸”心理。一旦贪污受贿以后，犯罪者内心也是很不踏实的，经常担心东窗事发，也想过洗手不干了。可一旦有人送礼，面对诱惑，侥幸心理就会占上风。“那么多人收了钱，未必就会抓住我?”，“难道我会那么倒霉?”、  “管他那么多，不收白不收”。于是，又大胆收了。2002年11月，某某老板打电话说要送我一百万元人民币现金，我听后马上拒绝。可当他真提着一百万元现金来到面前时，面对一袋现金，思想动摇了“未必收了就会出事?”于是在稍加推辞后就收下了一百万元巨额贿赂。虽然一段时间心情有点紧张，念祷老天爷保佑。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心想自己命好，不会有事的，不管别人送多少钱，我都毫不客气地收了。2003年以来，竟受贿几百万元。    “侥幸”心理贯穿干部犯罪的全过程，一些人即使东窗事发了，仍旧有侥幸心理。我被“双规”后，曾也心存侥幸，讲过假话，想蒙混过关，经过纪委教育帮助，才消除“侥幸”心理，并坦白交待问题。事实证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是违法犯罪了，侥幸是过不了关的，总会有一天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四是“再捞一把走人”的心理。为了确保安全着陆，一些犯罪干部往往及早找退路，或提前离岗，或停薪留职，辞职下海。2004年李树彪案发后，我萌发了辞职下海的念头，并向领导讲过，当时想下海去自办一家公司，后来又想与人合办公司，想到自己下海，总觉得心不甘，认为权力还没有用足用够。于是下海之前拼命用权，大肆捞钱。对那些有把握赚钱的项目工程，赤膊上阵与人合伙干，对一些与自己关系特别硬的老板，千方百计照顾帮助，让他们赚钱，企求这些老板以后给自己送钱。同时，向那些有钱的老板借钱，充实自己的实力。另外，还变着法子搞钱。我与某某老板准备合伙开发一块地，而另一位老板看中了这块地以后硬要，我与某某老板里应外合，在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硬让另一位老板补偿180万元人民币。这说明，干部犯罪贪心不足，在自动放弃权力之前还会捞一把。而往往这一把，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席。